旁观者

森子

“我是那会在文明化的

愤怒中袖手旁观的人，

又完完全全理解

那部落内部的报复。”（《惩罚》）

谢默斯·希尼是个在诗行间挖掘的人，他手中的笔即是铲、锹、镢头，也是考古学家手中的放大镜、毛刷和修复工具，更是剖析时代、社会、民族生活和暴力及不平等现象的一把手术刀，更重要的是以诗的方式探测人的心灵深度、道德深度的尺子。希尼的“袖手旁观”是在对“内部的报复”完完全全理解的尺度上，这个尺度标明了诗人所应该站有的位置，他心里清楚：“在某种意义上，诗歌的功效等于零——从来没有一首诗阻止过一辆坦克。在另一种意义上，它是无限的。”如此清醒的认识，使他理解了“以服务语言的方式服务人民”的近亲——俄罗斯诗人曼德尔施塔姆，摆脱了在严峻的时代，要求诗歌成为政治态度的图解的阴影，并对这种压力长期保持漠视。“愤怒”是必须的，但在愤怒中袖手旁观并对历史事件了然于心却并不那么容易，希尼在他焦虑的时间旷野上挖掘，直到思想的冻土层，他想唤醒沉睡在爱尔兰沼泽地里的亡灵。

1969年，希尼写道：“我感到迫切需要发现一片有力的领域，可以在不必背离诗歌的步聚和经验的情况下……把人类理性的景观也包揽进去，同时承认暴力中的宗教激情有其可悲的真实性和复杂性。”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希尼的创作进入了一新的阶段，他的努力甚至是冒着背上“叛徒”罪名的危险。既要有社会责任又要有创作自由，希尼在诗的愉悦与生活的见证之间走钢丝，他在一首诗中称“我既不是拘留者（即运动的参与者），也不是告密者（叛徒）；一个内心的流亡者，留着长发，若有所思。”在诗与时代生活这条钢丝上，希尼以他惊人的平衡术，走出了一条“崭新而可怕的”布满荆棘的诗歌之路。

　　

　　　　非法分子

　　凯利养了头没有执照的公牛，远远从

　　大路躲开：要想到那儿给母牛配种，

　　你须冒受罚之险，但还得照常付款。

　　有一回我拽着一头紧张的弗里斯兰

　　穿过花絮蓬茸的赤杨林荫小路，

　　来到关着那头公牛的木棚之处。

　　我塞给老凯利光溜的银币，为啥

　　我却说不清，他咕哝一句“去吧，

　　到那门楼上去”。居高而临，

　　我注视着这做买卖似的受孕。

　　门，开了闩，咣当当撞回到墙垣。

　　那非法的种畜摸索着走出厩栏，

　　就好像一台转轨的老火车头似的不慢不急。

　　他兜圈，打呼噜，嗅着。没有兴奋的喘息，

　　只有和气的生意人似的从容不迫；

　　然后是笨拙而突如其来的一跃，

　　他那疙里疙瘩的前腿跨上了她的腰胯，

　　冷漠得似辆坦克，他把生命撞击到家；

　　下来的时候好像一只沙袋，坠地翻倒。

　　“她准行。”凯利说着，用木棍轻敲

　　她的后腿。“不行的话，再把她牵回来。”

　　我走在她的前头，缰绳现在松垂了下来；

　　而凯利吆喝着，戳打着他的非法分子：

那家伙有了空闲，又回到暗处，进食。

　　　 (傅浩 译 希尼诗集《通向黑暗之门》)

这是一首看似朴素、简洁的生活之歌，也许是太平常了，反而让人过目不忘。此诗的国内译文只见到两种，除傅浩的译作外，还有汤永宽译的同一首诗，名为《亡命之徒》。应该说两人的译作各有千秋，相互参照来读，效果会更好。

一件简单的给母牛配种的小事，在希尼的笔下“挖掘”出不同侧面的意义，正是这紧凑简赅的表达，有意与无意之间，透露出爱尔兰生活特有的经验，并通过“非法分子”——公牛显现出来，这里的公牛可理解为几个层面：其一，是生命之根源（原始的生殖力，配种的经过仿佛是一种仪式），此风格与希尼的早期作品是一脉相承的。其二，是暴力（暴行）倾向，公牛本身就代表着暴力，在西班牙斗牛以及比加索的名画《格尔尼卡》中都有其象征意义。希尼转承这一传统掺入爱尔兰经验中可谓是手到擒来。其三，是身份意识，希尼用“非法”来限制公牛，既十分贴切自然又别有用心，“非法分子”也可以引伸出谁是爱尔兰这块土地的真正主人？是生活在这里的爱尔兰人还是英国入侵者？另外，非法配种、受精，会产下什么样的胎儿？由此，我们可以品味到希尼的匠心独具。

如果这首诗只是挖掘出上面的几个层面，还不足以说明希尼的优秀。在这首诗中，还有公牛的主人凯利，母牛以及牵来母牛的人（我），这里“我”完全可以被视为作者本人。如果将凯利视为“非法分子”的主人（家），那么凯利的身份就不言自明了。而母牛则代表爱尔兰的生活和历史，正是暴力使她成为受孕者（受害者），在整篇诗中，她是无言的、被动的，一种母亲般坚忍的形象。最精彩的之处还有在整个诗篇中不露声色的“我”，一个观察者、见证者，“居高而临，我注视着这做买卖似的受孕。”生命的冲动、暴力、入侵、非法的生活，逼迫诗人作出选择并确认自己的身份。希尼的处境是十分尴尬的，他不得不“居高而临”，成为一个不同寻常的“袖手旁观”者，他既忠实于外部现实的冲击，又敏感于诗人存在的内在规律，这不是常人力所能及的。睿智的希尼借用英国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斯的话表达他的心声：“‘诗歌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是以一种内在的暴力，为我们防御外在的暴力。’这是想像力在抵制现实的压力。”

希尼是以简洁、经济的方式处理复杂问题的高手，通过“受罚、紧张、受孕、非法、摸索、老火车头、笨拙、突如其来、冷漠、坦克、沙袋、坠地、戳打、暗处”等语词，生动、形象地传递出他的内心经验和感受，他让我们在将要发生的事和希望发生的事之间的裂缝中注意到一个诗的空间。

由《非法分子》这首诗，我联想到中国前卫艺术家徐冰1994年在北京完成的新艺术作品《文化动物》，在艺术类型上它们是不同的，但其在某些精神实质上却有相似之处。徐冰在北京将一处展厅临时改成猪圈，并安置猪栏，一吨书一本本铺满猪圈内，一头三百斤左右的美国大约克公猪被刮去了毛，白皮上印满了由拉丁字母组成的“天书”（代表西方文化）。另一头中国长白猪也同样刮去了毛，身上印满了徐冰曾经使用过的谁也看不懂的由汉字的基本笔划组成的“天书”（代表东方文化）。先放公猪入栏，在铺满书籍的地上跑来跑去，它对书籍和围观的观众都不屑一顾。当母猪放进来之后，公猪眼睛雪亮，顿时有了目标，扑上去交配，丝毫没有顾及周围的观众，铺在地上的书籍被两头不断运动着的种猪践踏得一踏湖涂。《文化动物》多多少少有点反对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味道，但徐冰的用意也许远不止这些。

应该说《文化动物》与《非法分子》的象征意味既不同，又有相似之处，其中的仪式、原始生殖力、暴力倾向是显而易见的，只是文化背景和民族生活经验及作者的着眼点不同，有意思的是观察者的角度是相似的，徐冰让自己和观众体验到了“看两头猪交配，不好意思或处在尴尬位置的是人。”他是否读过尼希的这首诗，不得而知，但尼希在《非法分子》一诗中曾体验过同样的尴尬。这使我们又回到了本文的开始：“我是那会在文明化的 / 愤怒中袖手旁观的人，/ 又完完全全理解 / 那部落内部的报复。”（《惩罚》）

1999.6.24